一个文革亲历者的自述

向下

一个文革亲历者的自述

帖子  Admin 于 周五 三月 29, 2013 4:23 pm

一个文革亲历者的自述

 

一、个人出身及早期工作经历。

  1928年出生于武汉郊区黄陂县,祖父一辈状况还是不错的,兄弟五人在武汉一起开了一家很大的粮食行,还有两条自己买的船,从江西和湖南运粮食到武汉。抗战前船在鄱阳湖遭遇大风浪沉没了,因为要赔遇难船工的损失,结果粮食行也变卖了,就这样破产了。父亲是书呆子,读了十几年的书,什么也不会,最后靠拉人力车过活。因为落拓不得意,最后成为酒鬼,40几岁就死了。
  我打小由父亲教导,后来读了两年书,开始就读初一,所以算是初中毕业生。叔叔当时说要资助我读书,我父亲说读书没有什么用,自己读了十多年还不是靠拉人力车过活吗?所以还是去学手艺好,1941年我13岁就被送到石灰窑(今天叫黄石市)去学手艺,进了一家日本人开的工厂学车工。在那里学徒的时候,进出要搜腰包,有一次一个师弟跟我开玩笑,把一把车刀放在我的口袋里我又不知情,结果出门的时候,被搜出来了,结果就被送到日本人的宪兵队,一顿鞭子打得皮开肉绽,在那里被关了一个礼拜,出来的时候路都没有办法走了,从此对日本人恨入骨髓。
  在我学手艺期间,我父亲去世了,父亲是大吐血死的,临终前说不能给我写信,说他回来之后手艺就荒废了,没有手艺就无法生活。1944年我回到武汉,回家就看到父亲的牌位,怪母亲不通知我,姐姐说是父亲生前再三嘱咐不能告诉我的。因为家里困难,姐姐嫁给一个小商人做小,我去石灰窑学手艺时铺盖还是姐姐帮助置办的。我还有一个小妹妹,也死了,就是因为穷活活饿死的,我回来之后就挑起养家的担子。我开始是在汉阳的一家修船厂工作,后来就上船开轮机,不久日本人就投降了。我一直在船上工作,解放的时候,我在私营的昌安公司,老板名字叫左玉廷,有几条船,算是武汉一个比较大的资本家,我是副司机。。
  1949年元月,我们拖了一条驳船去南京,装的是杂货黄花木耳等,当时江里面走的船已经很少了。我们的小老板随船,想要在南京接点货回来,呆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,就放空回来了。走到安徽青阳县界的时候,***就封了江不让走了。我们听到打了一个晚上的炮,都是北岸向南岸打炮,第二天下午***驻军就整个地撤了。船老大说不好了,G c d要过来了,我说G c d过来也没什么呀,船老大说你什么都不知道,凡是先锋部队总是有点不规矩的。因此我们就把船开到青阳湖的一个山洼里弯着。我们船开行的时候,还差点挨了两炮,因为我们的船漆成灰色,与***的兵船颜色一样。我们在那里停靠的时候,有三个人穿着青灰衣服,说是要上船检查有没有***的军火,他们在船上检查了个把小时就走了,船长要大家清一下自己的东西,结果我在南京买的新皮鞋不见了,他们人还有丢了手表和金首饰的。
  第二天就来了两条小炮艇,架着机枪,说人民解放军部队要大量地运输,问我们愿意不愿意参加,船长和小老板你望我我望你,我就接嘴说我们就是靠运输吃饭的。他们说那就随我们走,跟我们接洽的是一个张参谋,是山东人。我们要装的是汽车和大炮等辎重,他问我们有没有办法装,这个我们有经验,就两个驳子一扎,上面铺上木版,汽车和大炮就可以开上来了。我们在那里运了三天三夜,我因为年轻,就三天三夜没有休息。张参谋就跟我吹,说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,是为人民谋利益的,我这个人个性是向来不讲场合,说当兵的不都是那么一回事,有人把船上的东西拿了,船长朝我鼓着眼睛,怪我不该说这个话。张参谋就说付廉是对的,追问怎么回事,我就那三个人上船搜查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张参谋说你们等着,我叫人带你们去认人,在大通的海军油库关了几个人,驳子老大的老婆眼尖,认出了其中一个,结果一问,果然是他们拿了,他们几个是当地的游击队,不是正规军。东西被他们迅速就处理掉了,没有办法追回了。
  张参谋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军,我说自己很想去参军,但是家里母亲和妹妹没有人养,他说那也是,参加解放军确实没有办法养家。船每个小时烧12公斤油,小老板说要烧50公斤油,最后我们船上堆了二三十桶轻质柴油,本来我们船上的机器是烧最差的柴油的。本来我们船上只有十几个人,小老板报了二十多人,解放军按照营级干部给我们发给养,每个人每天两斤肉,二两油、25两米,给边币支付,当时真是不愁肉吃。因为柴油多,我们拿一瓶柴油给农民点灯,农民给20多个鸡蛋,江边打鱼的也拿鱼跟我们换油。我觉得G c d干部蛮好,就告诉他小老板虚报给养的问题,张参谋当时来不及处理,就要我回武汉市到军管会去汇报。在运完辎重后,又要我们运粮食去南京。最后,张参谋给我们出了一个奖状那样的东西,说我们的船对解放战争起了帮助作用,盖的长条形的章子,章子上落款说是二野的。小老板拿了奖状,当作圣旨似的捧着。张参谋蛮喜欢我,问我愿不愿意去和他们解放上海,我就想去,我二父说你去了还不是要参军,家里老母亲怎么办,这样才没有去。我回武汉之后,去了军管会汇报小老板冒领给养的事情,第二天左玉廷就找我去,对我说,现在公司事情不多,你先回家去,把我解雇了。过了一两个月,我就去了黄冈军区,他们有两条船,后来这个船交到省航运局,我就跟着到了省交通厅下属企业工作。
  1952年,我被提拔当干部,管人事工作,因为我对汉江船上的人都很熟,谁的技术怎么样都很清楚。当时要送我到北京学习两年,我不愿意去,因为自己刚刚结婚有个孩子。我这个时候的工作都已经移交了,结果就把我调到机务科工作,管修配站,1958年兼机务科副科长。
  1954年长江大水,我带领航运局突击队18人,在四官殿一片参加防汛工作。7月份的时候,四官殿附近出现管涌险情,连中央都惊动了,我们在那里奋战了一夜,垒沙袋围管涌,第二天专家过来一看就笑了,说你们垒的沙包里面的水位比堤外还高两公尺,不用垒了去找自来水公司看一下水管。我们一想确实有道理。第二天大风要护堤,因为新做的堤经不起风浪,最后拖木排来压浪,木排不能直接靠在大堤上,需要支撑起来,支撑的地方要有人守护。我在那里看护,一共六天六夜泡在水里没有上岸。我回到家里洗完澡,局里党委就找我谈话,要我写申请书火线入党,当时跟我一起入党还有五六个人。
  那一年冬天,天气特别寒冷,汉江结冰了,上面可以走人。局党委找我谈话,说汉江结冰了,沔阳上面有许多船冰在江中间,要去想办法救船。我很小看这个事情,说那又什么大不了,冰融化了船就没事了。他们说东北的经验,冰融化的时候相互积压,前锋会有几公尺高把船吞进去的。当时在家里想的办法是找一条船,把蒸汽大开去融冰,再把其他的船一一拖到岸边,结果发现融冰的方式无法生效,蒸汽融化了一个洞之后,移开不久冰有结上去了。最后还是用人工敲打的方法,冰层大约有二十多公分厚度,这样大概半天时间一只船就靠了岸。在那里的14条船都按照这个办法拖到岸边,把所有的钢丝都用上,尽可能把船锚固在岸边。第三天冰层就融化了,汉江中间冰层有四五公尺高,边上就要低得多,声音就象千军万马一样,几分钟就过去了,然后就是水了。回来之后说要给我记一大功,我说这是应该做的,这个时候大概是1955年的元月份,最冷的是时候是零下十七度。
  那个时候,我觉得工作比较顺心,心情很舒畅,人吃一点亏没有什么,自己本来就是工人出身,没有事情干才会不舒服。1959年抽调我去筹建青山船厂,筹建期间我是厂长,工厂建好之后,我仍然回到机务科工作。
  二、 从四清到文 革。
  我个人因为在日本人和资本家手下都做过事,相比之下,自认为是得了G c d的好,所以对M Z D有一颗热爱的心,叫做什么就做什么,防汛的时候泡在水里六七天,身子都泡肿了,也没有怨言。船上有什么困难,我总是跟工人一起干。
  因为自己后来也提了干,慢慢发现G c d当权派不是M Z D原来要求的那个样子,有的人官做的越大,犯了大错误反而没有事,群众和下级是他们的垫脚石。我这个人因为脾气犟,看见当官的做坏事,一样起来指责,因此就埋下了祸根。在四清进点之前,交通厅厅长张进先开大会讲话,说干部要正直,不能任人唯亲。我当场就站起来,说你自己就不这样做,说龚金保这个人在家里打骂父亲,这样的人怎么能提拔当厅团委书记呢?你说不任人唯亲,自己就没有做到。这个龚金保原来蛮好,当了干部就变了,他在抗战期间只有两三岁,是流落街头的孤儿,他的养父把他拉扯大的。
  三天之后,四清工作队进点,航运局书记李树棠把我找去,说你嘴巴不好,这次你准备挨整,要老实一点对你自己好,叫你检讨就检讨。我说自己是做工的人,大不了就回自己的花果山,不当干部回去做工算了。
  工作队一进来,就如临大敌,第二天就要我把工作移交给副组长易连生,说我全部任务就是交代问题。厅党委副书记朱晓亲自领队进点,张进先在大会上说,四清运动就是反对四清四不清干部,你们局四不清干部多,有些人跟右派打得火热,两年不进车间一步,是个阶级异己分子。我又要站起来反驳,一个同事把我死命按住。在我们车间开大会的时候,他们说你们书记是个四不清干部,政治上、思想上不清,经济上我们正在查,你们要大胆起来揭发,不要有什么顾虑。搞了一个多月,开会要我检讨,我就说自己说话口气冲,有些骄傲,讲了两个小时,工作队长没有沾边。后来一直整了我九个月,做了八次检讨,都不能过关。
  当时揭发和批判我的主要问题是我与右派打得火热,另外就是批判我革命意志衰退信奉活命哲学。因为我姐姐的儿子1957年在南昌学校里被打成右派,另外我的表兄在黄陂文化局也被划成右派,我跟他们有些来往。我的活命哲学证据就是每天起来打太极拳。后来我就对他们说,你们说的都对我错了,干脆再也不写检讨了,他们也拿我没有办法。他们所依靠的力量,就是原来查出来的两个***分子,一个叫黄汉鄂,因为管搬运工***1000多元,另外一个熊良定,***是按288元定的案,因为300以上是要判刑的,黄汉鄂没有判,是因为检察院来征求我的意见,我说他有老娘还有三个小孩,把他抓进去那怎么办?检察院又去找局里的书记李有让,这个人是个老红军,他又回头征求我的意见,我说了黄家里的情况,李有让说那就撤职降级,不抓。他们后来的四清工作队就是依靠这样的人做积极分子。
  后来朱晓又来找我谈话,说你怎么犟成这个样子呢?我说自己没有***,也没有对工人不好,自己没有什么问题。他要我写个千把字的检查,我坚决不同意写上不尊重领导,最后我写了两页纸,大概七八百字交到厅里去,第二天就宣布,付廉同志检讨深刻,宣布解脱回到机务科。再过了一天,就通知我参加去随县的四清工作团,我对书记说自己哪有资格参加工作队呢?书记说你是二类干部,我说自己不是三类吗?他说二类、二类。这个随县的工作团是张体学亲自当团长,邓强是县机关分团的团长,先在省里集训了半个月,大概在1966年1-2月份到随县。因为自己的经历,知道这又是要下去整人的。
  下去的头一天,张体学在随县县委礼堂给我们做报告,说整个随县县委及所属企业的领导班子都烂掉了。我当时心里就在嘀咕:如果基层组织都烂了,那G c d不是要垮台?回来我们晚上就讨论,同单位李树棠说你莫要又放炮,怕我直言遭祸。在这个会上宣布我是县交通局汽车保养厂的工作组长,我说自己当不了,他们说已经决定了就要服从,当不了也要当。第二天来了一个省物质局的老谭,说也是当组长,正好我就要他当正的。
  这个保养厂一共300多人,我们下去的工作队有42人,完全是人海战术,要我把这些人都用上。邓强的秘书夹了一大包资料过来,说整个保养厂都烂掉了,厂长是***,书记是阶级异己份子,车间里地痞流氓成堆,可把我吓了一跳。他把资料交给我,老谭没有什么文化,就要我连夜看。我一看档案资料,才发现这个厂长姓禹,原来是傅作义部队起义的***,原来他是***部队的汽车连长,这个国家是有政策规定的。书记夏鹏举10岁的时候讨饭来到武汉,依靠他姐姐和姐夫,因为他姐姐家也很穷,孩子也多也时常挨饿。一次他倒在一个周老板的汽车边上,老周问他怎么回事,他说自己饿的厉害,老周就给他买了一碗热干面,吃完了他还不走,老周问他怎么回事,他说想要留下来帮助周老板做事情,只要有饭吃就行了,扫地擦汽车的事情他都能做。老周没有儿子,旁边的人就起哄说要他拜老周做干爹,按住他给老周磕头,老周说要跟老婆商量,没有答应。老周看见这个小孩蛮懂事,也勤快,就留下他在修车店子里帮忙,做工学手艺,一直干到18岁解放后才给他开工资。他在店子里干活,就是学徒工的待遇,也没有改姓周,也没有享受小老板的待遇。在三反的时候,老周因为犯了些法,车子就被没收了,夏就到省汽车运输公司下面的车队当修理工,他板金、车工、电焊样样行,1957年就提了干当车间主任。当时有人检举说他是资本家的儿子,在他入党之前已经做了结论,这样就把他称为阶级异己分子。车间有几个年轻人,技术方面比较行,就有些淘气,因为能做所以有些调皮,根本不是什么地痞流氓。因为我是这样一个认识,再加上刚刚挨过整知道是怎么回事,因此运动就没有开展起来,邓强批评我,限我在几天之内把群众发动起来。我只好叫工人给他们提意见,工人说夏书记对工人态度不好,他自己也在车间与工人一样干活,看见工人不行就把别人拨拉到一边自己干,这样工人就提意见说他爱骂人。但是对禹厂长,这个人是个知识分子出生,说话细声细气的,对工人都蛮好,工人对他没有什么意见。我这里工作还是打不开局面。
  大概过了一个月,五一六通知就下来了,我们集中起来在县委礼堂开会读文件。会后讨论如何由四清转入文/化/大/革/命。再后来十六条就下来了,在讨论时我说这个工作队最好是撤,与M Z D说的相信群众的政策不符,而且有些事情完全是捕风捉影,保养厂的夏书记是个孤儿,禹厂长也没有任何不好的迹象,普遍反应他工作负责,技术上也可以,按照文件是我们工作队错了。我讲完了就回去睡觉了,晚上一点钟,就有人拍我的门,说邓强找我去,我已经忘了会上谈论发言的事情。我到县委招待所找到邓强,他说我在会上发言不应该,我说工作队确实与十六条不相符,他说张体学要亲自找你。第二天电话打到保养厂办公室,是张体学打来的,他在电话里问“哪个?”我说我是付廉,他说“个咯日的快来”,要我去见他,我去了,他劈头就说:你还反了,叫工作组撤,你当了这是航运局,他们姑息你。我说自己只是开会说意见。他问我思想通了没有,要我写检讨。过了两天就通知我回武汉,李树棠说张体学说你没有资格当工作队员,通知要把你遣送回去,他没有公布,也没有人遣送我,要我自己回去算了,我8月15日回武汉。他对我说你回去还要挨整,老实修船。我回到单位门口,就看见有大字报说要打倒走资派付廉。我去找机务科找陈科长,他对我说,老付你脾气要改,将来还要吃亏。我说自己说违心的话说不出来,他说不违心的话不说行不行?陈科长要我玩两天再来上班。
  八月底的时候,长航的当权派搞牛鬼蛇神大游行,头上带着高帽子,帽子上写着走资派、叛徒、反动学术权威等,女的还要人家把皮鞋脱了提在手上,赤脚在柏油马路上走。押送的人臂上带着红袖章,上面写着“红卫兵”三个字,后来造反派就把他们叫做三字兵。第三天我到单位门口去,航运局门口跪了一大排,都是什么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,费子升望着我流眼泪,还有一个右派姓张的共有六七个。费子升是武大毕业的,还是G c d员。局组织部的干部许绍洁和保卫科的几个人在那里维持秩序。我赶紧走开,怕他们把我也弄在那里,晚上我就一夜睡不着,想不通,认为这个不对头,与M Z D的十六条不符。
  那个时候,北京南下点火的学生赵桂林他们在红旗大楼门口演讲,我同意那些M Z D思想红卫兵的观点。华工的聂年生也在那里讲话,他说当权派组织三字兵是挑动群众斗群众,名义上是整黑五类,实际上是保自己,整小干部是为了保大干部,那些押着别人游街的人是走资派的工具。我在那里碰到邓泽民,他是机床附件厂的,聂年生在他们厂去点过火,所以认得他。邓问我的观点,我说学生们说得对,邓又问我是不是与聂年生见一面。见面时聂年生只跟我说了一句话,说明天到华工来找我。第二天聂年生对我说,你可以参加我们的行列,我说自己是个干部,他说你算个什么干部?完全可以当头起来造反,谈了几次要我成立组织,说交通厅象一潭死水一样,不发动群众走资派就挖不出来。
  当时有余林生他们来串联,酝酿成立交通系统的组织,我说可以。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,就在1966年12月27日正式成立了“捍卫M Z D思想红色造反兵团”,简称捍卫,开始有三局两厂参加。
  三、 文 革初期的活动
  我们成立了总部之后,就要求进驻交通厅,与他们进行谈判。张进先说你们进来好,我心想我才不担你那个担子呢。不到一个月,张进先和史维汉(商业厅的党委书记)一起出面成立了交通系统的先锋队,这个组织是跟我们唱对台戏的。就是由熊良定和胡宏文出面牵头,这两个人的底子太差,熊从前***,胡是个小偷也乱搞男女关系,也正是这样的人,才乐于成为当权派的御用工具。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,他们在航运局臭得很,群众看见这样的人当头,也不愿意参加他们的组织。他们也要进驻省交通厅,我们没有同意,他们就不敢来。在单位内部他们始终没有成气候,720之前百万雄师大打大杀,他们参加了百万雄师。
  文革初期,厅里面抛出了方贤华、魏文焕和杨家新三个人,打成三家村。后来他们分别参加了工总和捍卫。成为造反派。
  1967年元月我们准备夺权,陈静先说担子重,担心停运怎么办,我说权要夺。我叫张作忠去把厅长们找来,对他们说,你们革命不搞,生产也没有搞好,张厅长你怎么说,张进先连说:有错、有错、有错。我说你去写检讨。张大成是个老红军,他第一个表态说赞成我们夺权,他原来是贺龙的部下不是五师的,在厅里也是长期受排挤的;接着朱国华也说付廉夺权我们欢迎,他也是老红军。我说对他们说,权夺过来后,由我们监督你们抓生产,你们想要享清福是不行的。结果还是他们负责,章子我们夺过来由一个党员张作忠管,我对老张说有人要盖章的话,你先去问一下厅长,他们点了头你才盖。就是张进先靠边站。夺权之后,生产上升,群众都牺牲春节三天假期照常上班,生产秩序非常稳定。
  很快长江日报就出了二八声明,本来里面许多观点我们是赞成的,但是二司的小家伙不该骂新派是哈巴狗,我们就反对他们。这样造反派就分裂了。这个声明总的东西是对的,不能把个人利益加进去。工总一抓,感觉就要抓到我们头上来了。
  二月逆流来的时候,开始的时候有个感觉,有人给我们打招呼说要注意。接着军区抓了工总的陈祖文他们,他是省航运局的头,说他父亲出身不好,自己也乱搞男女关系,要我们出面来整材料,我说我们是群众组织,无权整别人的材料,这是你们保卫科的事情。
  在二月逆流的时候,省军区副司令员赖振华带军人到交通厅摸底排队,办了一个说捍卫搞反革命活动的展览。在二八声明之后,当权派对捍卫不敢公开批判,就造谣说生产和人的思想都被我们搞乱了,我就写了一个捍卫大事记,有时间地点和活动内容,刻好印成传单到处撒,这样谣言就熄了,我原来都留有底稿,因为办学习班抄了三次家,就片纸无存了。
  当时还有一个省里面的人过来,说是要找付廉,他问我现在形势怎么样,要我表态,我说大好。他说你们不是说反攻倒算吗?我说说直点你们不应该抓人,他问你还是这个观点?又问我们有什么活动,我说毛主席叫我们活动,我们就活动,他说你们还听毛主席的话,我说怎么样?不该听?他连忙说,我不是那个意思。
  三月份的时候,我们就整个靠边站了,叫张作忠交章子,我说交了是放包袱,这个时候完全体会到夺权不过是个游戏,没有盖章的事情,厅长签了字一样管用。
  四月底又回到厅里,重新树旗,小报也恢复了。在夺权之后,新派成立了一个武汉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,与工总唱对台戏。有一天晚上我在值班,军区打了个电话过来,说接到总理的指示,要明天早上8点之前,把张体学送到王家墩机场,准备送到北京去。我打电话找了几个人,都说不知道张体学在哪里,最后我找到黄金善,他说他知道张体学在赤卫军手里,这个组织多数是复员退伍军人组成,许多人没有单位。黄金善和宋厚智两个人把张体学送到飞机场,差点与工总的人打起来了,工总的姜诗臣他们要争着要送张体学去北京,军区的人说,总理没有说要群众组织的人护送,只是叫帮助找人,由军区的人送到北京去。
  黄金善回来对我说,张体学很客气,说付廉可是个好人呐。这个黄金善抢材料很积极,后来没有什么事,就是他把张体学解救出去的这一过程有关。
  再后来百万雄师的人开始搞进攻,我们勤务组开会,都说不同意按照军区的要求把组织解散,最后商定讲究策略,内部各个兵团自行活动、定期碰头,对外按照军区公告的精神捍卫停止活动。那个时候,我们成了逍遥派,上街看热闹,看钢八师和横扯公社的人在那里辩论。钢八师的产生,是当时中央有个文件说要坚持八小时生产,他们就说要在八小时之外来闹革命,所以叫做钢八师。我老婆把儿子塞给我,我就抱着儿子去六渡桥看热闹,有个老太太正在那里与保守派的人辩论,当时军区发通告要学生列队去军区请罪,她说学生有什么罪,造反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有什么罪?有人就说哪里有走资派,那个老太太说得斩钉截铁:省委市委的干部都是走资派。
  我们认为抓工总就是镇压造反派,到四月的时候,我们又串联起来,要为工总翻案。我们进厅里的时候,先锋队还在那里,我们进去他们就走了。
  四、 720之后到斗批改。
  1967年720之后,我们从北京回来的时候,武汉还很不太平,我们没有敢直接回到汉口的单位里,从孝感下火车,坐一辆中吉普直接开到华工。
  我们捍卫总部决定组织一场批斗会,把赖振华拉来陪斗。我在三楼的会议室里跟赖振华拍桌子,批他们反攻倒算,关键是批判张进先制造两派,挑动群众斗群众,是镇压群众的急先锋。当时把厅里朱一枫整的黑材料拿出来了,这个材料包括18或者是28人,是准备逮捕的,因为中央来了文件不许抓人,他们没有来得及执行。赖振华说自己知道这个事情,他是不同意抓的,是你们的保卫处要抓的。赖振华到的时候,我接待他,对他说,我们是讲政策的,你那个时候发的獗词我不计较,你在交通厅犯有错误,要到群众面前去接受批判,他连忙说有错、有错、有错。<。
  1967年8月23日,我们主持批斗会,批斗张进先、朱晓,拉赖振华来陪斗,因为他在交通厅支左期间,与他们穿的是一条裤子。这在湖北是第一个批斗省军区副司令员的,后来被列为湖北省十大专案之一。我们认为批斗是应该的,但是不应该架他的飞机,在下面群众喊口号的时候,赖振华有一个下跪的镜头。后来说我们打掉了他的门牙,衬衫上满是血,排骨打断了两根,这些都是他老婆告诉专案组人员的。张进先确实是跪在地上,流了一淌子汗,木地板上一摊水,这个人是我们批斗的重点。这个人也许思想上有所触动,后来我们挨整的时候,张进先始终不肯写材料。
  张体学从北京回来,在洪山礼堂接见这些造反派的头们,他拉着黄金善的手哭。还跟我们讲,在三年困难时期,接到下面饿死人的电话,接到几个这样的电话,他说自己头脑都糊涂了。当时王任重在上海开粮食会议,问他要湖北省的高产数据。他说现在已经接到好几个饿死人的电话了,王任重说他瞎说,要给他带个帽子。他赶紧给武汉市粮食局长打电话,局长说全武汉只有4天的存粮了。他急得没有办法,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,哭着问怎么办?李副总理说哭什么,武汉这样大的码头还想不出办法。他就组织拦截四川下来的粮食船,搞了100吨粮食。湖北当时情况已经很严重了,王任重还在那里吹,毛主席不相信干部相信谁,那些在困难时期虚报产量,对饿死人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浮夸风干部,四人帮一跨台就一股脑儿都上去了,那个王任重在湖北搞皮畔倒是要挂帅。
  当时就有一个五师的叛徒网问题,许多人就想要来抓这个事情,我说不要把方向搞错了,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对准走资派。我们成立了一个专案组,由原来的厅保卫科长卢介海负责,清查张进先的问题,这个张进先开始是钟祥民先队的,后来加入五师,在七七报社工作,与陈英在一起。中间有一个多月脱离了队伍,而且没有合理的解释是个疑点,有个材料说他变节。张进先这个人平时滑头滑脑,参加革命就是投机的,表面上一派道貌岸然,其实是一肚子臭水,跟一个姓邓的女秘书乱搞,被厨房的朱胖子发现了一次。看起来还是装着很朴素,平时挽着裤脚,提着一个布包,骑车上下班。在工作上作风霸道,喜欢排斥异己和打击不同意见,好整人,在文革之前的四清和文革初期,利用一些有污点的人来整人,还组织保守派来保护自己。
  第二个人重点审查的人是厅党委副书记秦钟,张体学说他的问题你们好好查一查,突围后他离开部队一年多,他自己说是回老家种田去了,张体学说直到王震部队南下的时候才通知他归队一起南下,还有在红安被抓的人当中,有一个名字叫秦中的人,有***县档案的自首材料,找当时一起被捕的人,没有能够找到,不知道是不是他就无法定案。我们当时都是非常认真去取证和落实,绝对不象当权派后来整我们那样捕风捉影,甚至强加罪名。
  五、 大联合与三结合。
  在结合之前,我对张进先说:你批判我说我革命意志衰退,我总还是革命的吧?你依靠的是些什么人,都是一些***的和小偷,这是变质吧。他说是的是的。我说不是毛主席号召,我们也不会提着脑壳起来干,我也知道我将来的结局不怎么好。
  张体学要结合张进先,要张立国来找我谈,这个小家伙没有什么水平,他对我说:你不结合张进先,交通厅的领导小组组长你就莫想当,这大概是张体学的口气。我说我不想当,你去叫张体学来当。第二天张体学就叫他的秘书来找我,他亲自跟我谈,说要结合张进先。他对我说你不能再错;我说我怎么错了,造反错了,他赶紧说造反没有错。他又转而对我说,结合张进先对你大有好处,我说不谈好处,要谈对G c d有没有好处,要谈政策。他就问我张进先有什么问题,我就告诉他,张进先在历史上有两大问题,一个是假党员,他的档案说他是党员,但是他提供的两个入党介绍人都不承认介绍过他;另外就是他有一段脱离队伍的历史没有搞清楚,他说自己是在哪个村子治病,老百姓说没有来过伤员。张体学说在战争年代有哪个提着脑壳去冒充G c d呢?我一想也有道理。张体学还说那个入党介绍人卢秀华是个叛徒怎么能相信呢?他问我要结合谁,我说结合陈英,张体学不喜欢陈英。就对我说:个咯日的,算是把你犟赢了,以后张进先要当副省长的,我说哪怕当主席那是该他的。
  这样湖北省交通厅革命领导小组就成立了,时间大概是1968年9月,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很不舒畅。陈英是组长,我和杨爱国是副组长,朱国华、张大成、熊宝田三位老干部是成员,还有就是余明生、吴瑞林、王信、陈静先等11个人。我们捍卫总部管厅里面的,这些参加结合的群众代表也基本上没有权。下面二级单位的革委会成立之后,报到厅里领导小组批。
  1968年底,武汉军区和湖北省搞斗批改,我当时在孝感花园,谢青云是团长。他找我谈话,说:老付,你根子正,有时候说话不看场合这个不好,这次是不是帮助我一下。你有时候没有头脑,容易动肝火,这次本来是对你们有利的。安排我在机关组,也没有什么具体任务,也没有固定的组,团部可以随便进出,我进去他们就谈天,我走开他们才继续开会。我在那里的时候,就是玩了几个月,说我是个幽灵,有时候还借他们的车子开去大梧县城玩,车子可以随便借。
  当时军代表都是一把手,权都在他们手上,当时都听军代表的,这个权力分配方式是军区和张体学做主的。实际上是利用斗批改让干部进行反夺权。开始是黄正荣找我回去,后来刘建章他们说武汉来人,要回去搞反复旧运动,我说都回去。在反复旧的时候,街上大字报的中心内容就是要还我革委会,不要穿新鞋走老路。厅里的干部对我说,张体学说你是一个大祸害,把那么好的一个斗批改搞散了,他要喝你的血。
  六、 钢新之争。
  720之后我是倾向加入工总的,我已经说服了勤务组的人。我设想捍卫成建制地参加工总,新的勤务组通过选举产生。我当时确实不想搞了,因为自己水平不行,军区三办的徐剑说你不搞不行,交通厅乱了不好办。那个时候工总有点张牙舞爪,在运输局的楼上谈判,工总那边有个司机跳起来说你们是名义上参加,实际上是想要把我们吃掉。因为在交通系统我们组织的人多,工总的人很少,大概不到500人,是新派起主导作用。胡秀娟说不是参加不参加的问题,是收编,人事由他们安排指定,勤务组不能够选。这个老大姐说话也真是的,这样我就冷了,联合没有搞成,那个时候确实有派性。
  后来我们就树交通联司的旗帜,我们的组织一亮相,就引起工总的注意。我们的人有些加入工总把他们的袖章搞来,再加入交通联司,青山船厂和民管局都搞了这样的板眼。
  有一次在汉口饭店开会,谈大联合的问题,朱鸿霞也在场,他在那里大模大样地坐着,军区三办也有人在那里。他们当时拿了一套大联合方案,我说你们的东西没有理由,我说好戏还在后头。这个时候工总的小家伙们就不耐烦了,我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我们有更有说服力的方案。刚刚好工造总司的刘麻子跑去抓朱鸿霞的领口,朱鸿霞一脚把他踢开了,这样刘麻子就又冲上去打了朱一拳,这样旁边的人就打了刘麻子。当时军区朱鸿霞极力克制,我也极力克制,军区的人还打电话去,要派兵过来弹压,当时大家手上都有枪。因为发生了后来这些事情,我的那句话就被理解是人身威胁性质的,这样工总把矛头对准付廉,说我是黑手。
  第三天,我们在运输局四楼开会,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军宣队,一起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。这时工总的小哥们进来抓住我就打,谢青云拿身体护着我。这一顿打得重,出来之后先是藏在武汉歌舞剧院,后来转移到陆军总医院去治疗。到总医院后我人就清醒了,仆着写条子给余明生和陈静先他们,说这个事情肯定是有人在搞鬼,要冷静不能上阶级敌人的当,怕打起来了要停产。在那里住了四五天。
  在钢新两派联合失败之后,社会上都潮得要武斗,当时除了新派和钢派势力之外,还有百万雄师死灰复燃的一股势力。我们在华工和湖大开了几次会,最后决定成立卫三红指挥部,这个名字是彭油嘴起的。
  一次我们在航运局礼堂召开新派会议,工总航运局的头席其中把机枪架上四楼,坚决不要我们开,说我们在这里开会是向他们示威。我们这边的一个黄金善也带着敢死队过来了,这也是一个左得可爱的人物。我自己倒是不怕,但是群众组织是兄弟伙的,不能互相残杀,我上去找他,工总的一个人说他喝了点酒,他不肯下来见我,说这个会一定不能在这里开,工总知道了也不好交代。这样我就说换个地方开算了,大家都走了,很多说我胆子小,这个礼堂的隔壁就是侯船室,万一出了事那可是不得了。
  后来的抢枪就是与这样的钢新之争背景有关,公安厅的刘有必,说他知道公安厅在丁字桥那里有一个枪械库,我还去看了一下,这个地方三面是水,只有一条独路进去。我还特定去看了一下仓库周围的情况,又有人公安厅仓库里没有完整的枪,一进去就拆散了。结果工总的人把公安厅仓库的枪抢了。
  李先念的侄儿李良金是个电工,跟工总航运局的伍斌超抬杠,伍斌超说话象个姑娘,李很匪,伍斌超威胁要向他开枪,李就上去抢吴的枪,结果争夺过程中枪走火了,打断了吴的三根手指头。再后来交枪的命令我举双手赞成,平时我的手枪放在抽屉里是连膛都不上,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打。他们工总说我们是“老机”,我们说他们是“强权”,我说抢席位的不是敌人,反对毛主席的才是敌人,我们和工总都是拥护毛主席怎么会是敌人呢?公路局和地质学校住在隔壁,曾经围了一次没有打,那时学生比较冲动一些,把李金祥的脑壳打破了。
  最大的一次钢新之争,是1968年发生在新中原机械厂”的“五三事件”,开始好象是厂子内部两派发生了分歧和争执,结果发生了冲突,外面的人就去声援他们,后来是工总二七分部的何永清指挥人马包围了新中原,当时双方手上都有枪,也开了枪,没有对着人打。在北京学习班的时候,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。
  七、 挨整与抗争的经历
  后来撤消交通厅革命领导小组,成立党委,我就回去了。航运局成立革委会,给我安了个副主任的头衔,没有分配具体工作。召开什么党委会、行政会都不通知我参加,我整天没有什么事情。完全是名不副实,我还算好给我安排了一个办公室,有一个坐的地方,牟登第也是副主任,连坐的地方也没有,张蓉是主任。一次别人喊付主任,我说王八蛋才是主任,刚刚好杨家新在边上,说我骂他,我们就是这样被悬在那里,一直悬到坐牢为止。
  我在副主任任上,决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,拍板购买一套龙门吊,因为当时报建港口,国家在计划里就安排了一部龙门吊给我们,等到计划下来的时候,胡树亮就不想要,张蓉说去找付廉。我就说没有龙门吊还叫什么港口,眼光太浅了,财务科的姚科长来找我,说没有钱,我说他们那些人眼光太钱,以后要向集装箱方向发展,没有龙门吊是绝对不行,有困难你也要支持一下,就当是支持我,结果就把这笔钱付出了,今天这部龙门吊还是在舵落口当家。
  在造反派内部有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叫“红工”,好象是工总分化出来的,主要的一些人是余正莲、周望生、丁哲生、徐业创,每一次学习班都没有他们的份,许多人后来都还受到相当的重用和提拔。徐业创本来是工人,后来当了相当一级的干部才退下来的。四人帮垮台也没有他们一点事情,就是他们没有挨整,周望生常常参加新派会议。
  以前我们在政治斗争上太天真,造反派也是一哄而起,当权派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压制,破坏文/化/大/革/命。陈螺钉也是一个神秘人物,发言的时候比谁都左。他们可能就是打进造反派组织到现在。
  我总共进过三次学习班,就配合三次抄家。
  1969年反复旧之后,就开始办我的学习班,在复兴公司,先抄家再搞五不准,他们12个人对我一个,侯善生负责。他们搞车轮战我也不理他们,自顾自大瞌睡,等到我醒了看见他们在打瞌睡,就把他们的烟拿出来给他们分烟,不让他们谁。有时候我就讲笑话骂他们,说随着混的人没有好结果。他们一凶,我就提醒他们说毛主席说要把文/化/大/革/命进行到底,你们现在是对目标对准谁,文革是要解决什么问题。或者是给他讲故事。张德咬把他们叫过去训了一顿,说你们这是谁办谁的学习班?第二天他们就对我说,你做做好事不要讲故事好不好?张德咬这个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清楚,就是靠拍领导马屁和整人起家的,老工人没有不骂他的。
  1969年夏天成立汉沙公路指挥部,就把我解放了。张体学找我谈话,说湖北省成立汉沙公路指挥部,省军区的赖副司令员是指挥长,你和杨爱国担任副指挥长。杨爱国协助赖副司令员工作,你负责组织材料供应。我问赖指挥部设在哪里,他要我不要管,这个指挥部后来设在交通厅,派一个胖子盛工来协助我。当时修公路最缺的就是柏油,我和张进先一起坐飞机去北京,找交通部和石化部要这个东西。赖振华这个人是个老红军出身,人蛮随和。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,因为出过一次车前轮跑掉了的事情,他年纪又大,就开始担心怕他出什么事,我跟杨爱国有自觉为他当保镖。在这个指挥部里,实际上也是对我们不放心,到11月份的时候,就通知我们去参加北京学习班。
  在北京学习班里,开始的架势蛮大,张钊剑当着我们的面吼陈祖文,说你陈祖文不要以身试法,吓得陈祖文几天睡不好觉。还用大字报去搞任爱生,这个人是湖北省最早起来支持造反派的干部,任个性很刚,不怕他们。后来逐渐地松了,实际上利用我们新派去整钢派,利用小头揭大头,我们不是重点,还是他们利用的动力。批判胡厚民我们都做了发言,主要就是讲几句增强火力,具体讲了什么不记得了,胡厚民也检讨了一次。在这个学习班里,我们的军代表是个小孩,拿我们没得整,成天就是谈天,肉包子要吃十个,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吃胖了。我们1970年6月回到武汉兵站,在那里等了很久,也没有人来,陈祖文说这个气候不对。家里都传说我们被弄到河南南考去劳改去了。在兵站住了几天,有几个首长去转了一下,后来在武汉剧院开了一次大会之后,就各自回单位去了,一回单位就看忆苦思甜展览。
  1972年,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召集我们去开会,在会上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人,说这是武汉市公安局长王杰,我说介绍这个人干什么,曹承义对我说这个蛮明显,我们是在公安局挂上号的。我心里想我们这些人将来不好下地,当时我们每人跟一个动力,我的动力名字还是侯善生。这个人是个上海人,是海军上校转业的,因为家住上海的关系,觉得武汉这样整造反派不对,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还曾经反戈一击,把笔记本交出来了,因此这个人后来也没有得到当权派的提拔和重用。
  这个学习班在省委第二招待所进行,到后来会议伙食也没有了,就散伙了。我回去之后,胆结石就发了,当时以为是胃病,住在医院里准备做钡餐。这个时候侯善生找来了,说省委找你去谈话,我说那就叫省委来。果然韩宁夫的秘书带着省委的车子来接,说韩省长和信司令员请你去谈点事情。我到达会议室的时候,看见交通厅的秦钟和军区三办的徐剑都在那里,室内烟气呛人,我对他们说我是要动手术的人,有什么话就快说。他们有人就问你这些时跟聂年生接触没有。韩宁夫火了说:上级党委很看重你,要挽救你。我回答说:我没有什么要挽救的,你们还是挽救自己吧。信俊杰一看说僵,就转弯说:以后在个别找你谈,做工作。张德咬站起来说:这样的人还跟他谈什么,干脆抓起来算了。我说除非G c d垮台了,才有人抓我。我们是一个斗争,有什么活动有活动也不会告诉你们,向你们投降。第二天钡餐做完一看,不是胃病,但总是胃疼,后来等到我坐监狱出来,才知道是胆结石。
  反潮流酝酿的事情我是知道的,彭勋在开会的时候问我,付主任有没有权,我说不谈这个。彭勋说权是毛主席给的,不能不要。我说从结合那一天起,哪个是掌了权的?确实没有政治权力,经济地位乃至人身安全都失去了保障。
  1973年要我去供应科,因为在机务科我市场大些,仍然是当副科长,也是悬着。我就对科长说搞点工作给我做,他说我知道,党委有个意见。我催了几次,他就分配我管计划和财务,我说计划应该是科长的职权范围,但是他要我来搞。后来听说是党委说把重要的工作都给他,搞不好找他算帐。过了三四个月,汽车的出勤率都已经到了白分之九十几,因为我自己是做工的出身,知道对底下的干部和工人不能压,他们有怨气就会跟你别着来,我自己是做工的出身,知道工人的痛苦,车队有几个淘气,也都盘得蛮好,最后车队的和会计都喜欢我。科长去对张德咬说,叫付廉当科长算了,张德咬说那怎么行,原来说付廉没有搞过供应,准备要看他塌台的。最后他就派保卫科来调查我,说我把做跳板剩下边角木料拿去卖了。
  1974年3月底,我们参与了从湖北省和武汉市清办取材料的事情,这个事情后来被定性为抢机密档案,其实都是军区三办整理的“清查五一六、深挖北决杨”的整群众的黑材料。材料取出来之后,第二天我们就觉得事情很重大,因为东西是在航运局的船上,如果散失了有责任。我就到省里面找张立国,通过他找到姜一。我打电话过去是姜一的秘书接的,他说姜一马上来,过了一会,姜一、王克文和陈克东一起过来了,都没有带秘书。姜一一进门就拿指头点着我说,叫你们不要动手。我就说材料在我们手里,我来是准备与省委协商共同派人去整理,如果省委不派人我们就不谈了。陈克东抢着说派人派人。姜一问我有没有我的材料,我说我没有看材料,但是肯定有省委领导的材料。我提出三点要求:第一是省委派人去领导整理材料,这个人最好是清办副主任房昭义;第二是省委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开展材料整理,我们也派人参加;第三是参加整材料的人由省委发给会议补助。他们三人在出去议论了一下,就进来对我说:省委没有合适的地方,整理材料就在船上进行;双方各派四人参加材料整理工作,群众这边应该是政治上可靠的人和党员;房昭义去领导,会议补助是当然的。后来他们就被接到船上,在那里进行整理工作,武钢的杨玉珍是省革委会常委,代表省委参加了,我们这边李苏明和彭勋参加了这个工作。后来过了两天,薛坦找到我,说中央领导同志电话指示,取走的材料必须一律归还,问我怎么办?我说那还不好办?材料本来就在房昭义带人整理,你们叫他拉回去就完了,当天下午就运走了。
  湖北省的材料取走之后,姜一说我们不听招呼,我和几个去市委找王克文,要签字把市委档案室的清查材料拿出来,王克文说是不是非要他签字不可,我说省里姜一书记说我们不听招呼,现在我们来找你,当然你要签字,最后他就签了字,这样凭王克文签字的条子打开档案室拿出军区整的黑材料。这个材料拿出来之后,还没有来得及整理,中央的电话就来了,又原封不动地交回去了。
  大概1974年4月,就要我去宜昌,先到地委组织部报到,然后要我宜昌港务局。我在那里的时候住在招待所里,人事科的一个年轻人来跟我接触。我在那里没有安排什么事情,武汉的熟人的船到宜昌之后,就喊我上船去跟他们一起去巴东、重庆玩,玩了几个月,他们通知要我去第三作业区帮助修理港机,我告诉他们说自己只会修柴油机,港机不会修,而且我是行政17级干部,把我降为工人使用要有个理由。那个年轻人说我们局长都怕见你,你要是不做事怎么拿工资,我对他说停工资可以,今天停了我明天就回武汉。后来我也不想在那里呆了,陈建文的船下水回武汉的时候,我叫他去几个人帮助把我的行李搬到船上,就回了武汉。回来之后,我也不去单位,玩了四个月,这四个月没有拿工资。后来中央来了文件,才把我的工资补发了。我对党委的人,我参加文/化/大/革/命是不是就犯了法,你们凭什么降我的职,流放我。这样我又回到供应科,直到毛主席去世。
  八、 M Z D去后看文革
  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/化/大/革/命,我想这些干部如果不用群众运动冲击一下,就要彻底腐化。把那些腐朽的干部冲击一下,把学生搞些上去,政权才有点生气。今天看就更清楚了。
  文革时间长了一些,主要是有干扰,高层的斗争很激烈。毛主席的指示下来,当权派就搓反索子,他们就是要把生产搞瘫痪。只有造反派执行毛主席指示,当权派总是不执行,往往是等到造反派看到了指示。起来造反当权派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。
  毛主席逝世之后,局里面就闹起来了,姚中义在灵堂大哭一场,说周恩来的灵堂办得那样好,怎么毛主席的灵堂办的这样草率,张蓉吓的筛。当权派拿了几串红辣椒在那里做花,被我踢开了。周恩来死的时候,灵堂是办得很象样的,干部带孝什么的都是很虔诚的,庄严肃穆,因为时间才隔了9个月,很容易有个比较。对毛主席和周恩来,干部和群众的态度比较,有很明显的差别。
  一粉碎四人帮,就有感觉,D X P肯定要上台,我说华国锋是个华大苕,说他将来的下场还抵不上我们。这是开始宣布逮捕我的一大罪状,说这是反革命言论。
  10月27日党委找我谈话,说要办我的学习班,还不能回家去拿东西要家里人送,张德咬说相当于逮捕。先把我弄到地质厅招待所,宋忠庭是组长,方善利是副组长,后来转到马厂湖,没过几天,就正式在体育馆开全省交通系统的大会,由秦钟主持,在会上宣布我是现行反革命,予以逮捕。接管我的是公安局七处的胡大海,在上汽车的时候,他问要不要戴手铐,我说随便,他说还是戴着好吧,我问是戴在前面还是后面,他说前面。我们对话的时候,司机在一边笑。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,我被关了三年整,编号是224。
  在看守所里,我们都是单独监禁,我们就发明了对着窗户外面的高墙回声,进行打电话,后来他们就把窗户钉死,我们就没有办法撬开了。我们那个时候连裤带都收走了,什么工具也没有,放风的时候就用手提着裤子。那些监狱的管教过几个月就换,因为总是受我们的影响被我们盘服了。后来公安局的人对田学群说,你们造反派有什么板眼,我们的管教干部都总是服了你们,田学群回答说你们不是造反派理解不了。
  我在学习班里关了一年五不准,后来又在监狱里关了三年,因此判刑就判四年。法院来与我对了两次案,就开庭审理,我把法官驳的哑口无言,我说我们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号召,没有干过什么坏事,省市清办的材料都是整群众的黑材料,怎么是省委机要档案呢?要是有问题,那赵修、王克文不是都有问题?他们宣布判决之前,问我有什么要求,我说要求还我清白,不能判刑,审判长名字叫王健,说这个不行,你有没有另外的要求?他们的意思是要我要求回原单位,在宣判那一天单位的组织处长和保卫处长都在那里,他们以前都是铁杆老保,我宁愿出来之后在社会上流浪,也决不在老保面前低头,我说没有什么要求。在判决下来之后,王健对我说很对不起,我们无权判你,这都是执行上面的精神。
  我坚决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,我的罪名就是批斗赖振华再有就是抢材料的事情,当初抓我的时候议论华国锋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现在取消了,这些情况都够不上什么罪责。在判决的当天,就把我转移到汉阳扁担山的新看守所,这里的陈所长和几个管教都蛮好,还问我想要吃什么东西。我要他们通知我老伴和孩子过去见一面,按照刑期我要在那里住一个多月。结果过了几天陈所长就要我出来,我出来之后去派出所,说要上户口,户籍警说你的户口从来就没有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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